当狮子握笔 历史重写 权力转移 声音归位 真相多元 记忆修复
创建于：2025年8月10日
在狮子拥有自己的历史学家之前，狩猎的历史将永远颂扬猎人。——Chinua Achebe
叙事权与历史的天平
阿契贝的箴言点明了叙事权与荣耀的联动：谁握笔，谁决定何者被赞颂、何者被遗忘。历史并非中性的镜子，而是由权力与语言共同雕刻的浮雕。由此，狮子的沉默不是无事发生，而是没有人能记录它。正因如此，这句话提醒我们重新追问：是谁在讲述，讲给谁听，又省略了谁。这正引出一个古老而顽固的现象：胜利者长久把持叙事权。
胜利者书写的传统
顺着这条线索看去，胜利者书写的传统贯穿古今。从荷马史诗的英雄颂，到赫罗多德《历史》（公元前5世纪）和凯撒《高卢战记》为自身征战立传，狩猎被写成勇武的戏剧。中世纪的盎格鲁-撒克逊编年史亦多记录王侯事功，而猎物与平民常化为背景。在这样的文本风景中，荣耀自洽，暴力被抛光。因此，反叙事的兴起并非偶然。
被遮蔽的声音与反叙事
也因此，许多被遮蔽者开始自述。弗雷德里克·道格拉斯《美国奴隶的生平叙事》（1845）以亲历撕开奴隶制的面纱；C.L.R.詹姆斯《黑雅各宾》（1938）让海地革命主体登场；阿契贝《瓦解》（1958）以伊博社会的视角拆解殖民叙事；此外，拉纳吉特·古哈等人自1982年起发起的从属研究，把历史的镜头下沉到普通人身上。这些作品如同狮子找到了自己的史家。但要让反叙事扎根，还需触及媒介与制度层面的权力。
媒介、档案与权力的机制
追问媒介与制度，我们会看见博物馆、档案与学术范式如何塑形记忆。贝宁青铜器在1897年被劫后以艺术之名被去政治化；传教士与殖民行政的民族志常以他者化凝视描绘非西方，正如萨义德《东方学》（1978）所批评的那样。更早时，主教迭戈·德·兰达在1562年焚毁玛雅抄本，使狮子的文本被连根拔除。相对地，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（1996–2003）尝试以证言修复记忆的裂缝。这便把我们带回更古老也更顽强的口述传统。
口述传统与见证的力量
在文字之外，非洲的格里奥与约鲁巴的颂词传统长期承担集体记忆的载体。多声部的讲述提醒我们，单一故事最易滑向猎人的颂歌。阿迪契在2009年的演讲《单一故事的危险》中便指出，任一民族若只被一种叙事代表，复杂的人性就会被删节。口述史项目与社区见证让被压抑的经验得以互证与流传。当这些声音遇上新技术，影响更为放大。
数字时代的“狮子”觉醒
进入数字时代，狮子开始用手机与平台写史。尼日利亚的#EndSARS抗议（2020）通过公民视频打破官方话语，#MeToo让被压抑的个体证词汇成结构性事实；维基百科的编辑马拉松与社区档案，为边缘群体建立可检索的记忆基础。由下而上的可见性正在改变狩猎的叙述角度。但这种转向也提出新的伦理与实践要求。
从倾听到共写的伦理
因此，最后要谈的是行动的伦理。研究者与媒体应从倾听走向共写：采用多语资料，与社群共建并共享数据，推动文物返还与在地解读，尊重原住民数据治理的CARE原则（2019）。读者亦可实践证据素养，主动寻找狮子的来源与证词。当更多人参与到这种再叙述中，阿契贝的期许便不再是愿景：狩猎史将不止歌颂猎人，也能承认狮子的伤口与尊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