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行动 回应召唤 主张 自己的 快乐 权利
创建于：2025年8月23日
通过做那些召唤你的事，主张你享有快乐的权利。——娜瓦尔·萨达维
从召唤到权利的桥梁
这句话把“快乐”从一份被动等待的奖赏，转化为通过行动即可主张的权利。所谓“做那些召唤你的事”，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让内在价值与外在实践对齐，用亲身投入把渴望变成可见的正当性。因此，快乐不再是他人恩赐，亦非对世界请示后的许可，而是在不断实践中被确证的生存权。顺着这个视角，我们更能理解萨达维何以把个人心声转化为公共发言。
萨达维的生涯作证
作为医生与作家，娜瓦尔·萨达维在埃及农村行医时直面女性割礼等伤害，由此写出《女人与性》（1972），并因此被免职；她继续以文学与行动发声，创作《零点女人》（1975）与《女囚回忆录》（1983），后者记述了她在1981年狱中以眼线笔在卫生纸上写作的经历（El Saadawi, 1983）。她一次次“做被召唤之事”，并用作品把痛苦转为证词、把欲求转为权利主张。由此可见，快乐在她那里不是逃避现实的慰藉，而是与真相对齐时涌现的自由感。
把快乐置于权利语境
若进一步放大视角，古典伦理学将快乐提升为“成就”的维度：亚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中以“eudaimonia”指向按德性生活的圆满（c. 4th century BC）。进入现代，国家与国际机构也逐渐把幸福纳入公共关怀，例如不丹的“国民幸福总值”（1972）与联合国设立“国际幸福日”（A/RES/66/281，2012）。尽管法律未必直接写有“快乐权”，但制度与话语正承认：追求幸福属于公共价值，而非私人奢侈。顺着这一点，我们再看“回应内在召唤”就有了心理学的支撑。
内在召唤的心理学依据
自我决定理论指出，自治、胜任与联结三大需要被满足时，人会呈现更强的动力与幸福感（Deci & Ryan, 2000）。而“心流”研究显示，当个体投入与能力相匹配、内在意义鲜明的活动时，会体验到高度专注与喜悦（Csikszentmihalyi, 1990）。换言之，倾听召唤并付诸实践，不仅是审美或道德抉择，更是通往稳固幸福的心理路径。因此，个人行动与公共权利并不矛盾，它们在经验层面彼此印证。
从个人疗愈到公共解放
当个人把召唤化为实践，快乐就成为抵抗结构性压迫的资源。奥德丽·洛德在《光之迸发》（1988）写道：“照顾自己不是放纵，而是政治上的自我保全。”这一观点与萨达维的斗争相呼应：把自我修复与公共发声连接，能让快乐不再被消费或羞辱，而成为争取尊严的动能。由此，私人之善与公共之义被重新缝合，下一步便是把这种力量落到生活策略上。
把召唤落地的方法
实践上，可从小处开始：每天留出固定时段聆听并记录最能点亮你的活动，设定一周一次的低风险尝试，用微型项目验证热情与能力的匹配；同时设置边界，减少与召唤无关的消耗，腾出时间与注意力；寻找同行者，组建互助与反馈回路，以社区稳固行动；最后，用可被见证的成果——作品、倡议或服务——把私人热情外化为公共贡献。如此循环，行动不断强化召唤，而你也在一次次实践中，持续主张并兑现“享有快乐的权利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