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力止不公，抗议不可停
创建于：2025年8月27日
有时我们也许无力阻止不公，但我们绝不能停止抗议。— Elie Wiesel
见证者的起点
起初，维塞尔以幸存者的证词赋予这句话血肉。他在奥斯维辛与布痕瓦尔德的经历，凝成《夜》（1956），而在诺贝尔和平奖演说《希望、绝望与记忆》（1986）中，他强调“我们必须站队”。那句“或许我们无力阻止不公，但绝不能停止抗议”，不是姿态，而是从沉默的深渊里得出的戒律：沉默会让受害者再次受害。
抗议的底线
顺着这一伦理线索，抗议首先是一条最小道德底线——承认受害者的现实并拒绝中立。正如金恩在《伯明翰监狱来信》（1963）所写，“温和的中立拖延了正义”。即便我们无权拍板、无力推翻结构，明言不公、陪伴证词、拒绝加害的制度性默许，已是把“不可为”转化为“必可言”的第一步。
沉默的代价
然而，沉默之所以顽固，还因心理与社会机制的合谋。达利与拉塔内（1968）的旁观者效应显示，越多人在场，越没人出手；阿伦特在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》（1963）揭示平庸之恶如何借助服从扩散；而诺埃勒-诺伊曼（1974）的“沉默的螺旋”解释了少数意见如何被自我压抑。因此，一声明确的抗议，常能打破第一圈涟漪。
非暴力回声
沿着这条破圈之路，历史一再证明非暴力的韧性。甘地的食盐进军（1930）以象征性违法撕开殖民权威；罗莎·帕克斯的拒让引发蒙哥马利公交抵制（1955–56）；波兰“团结工会”（1980）以罢工迫使谈判；“白玫瑰”同盟（1942–43）以传单唤醒良知。这些行动往往起于寥寥数人，却为社会提供了可模仿的道德坐标。
化愤为行
因此，把愤慨化为可持续的行动，需从可达之处入手：记录与保存证词、向当事人提供时间与资源、加入或支持可信的公民团体、用消费与选票表达立场、运用信息公开与诉讼等制度性渠道。随后，再将个体之声汇聚为联盟，使“抗议”从一次性表达转为长程的组织能力。
数字时代的试炼
最后，在数字时代，抗议既被放大，也更易被稀释。#MeToo 的扩散显示连接的力量；阿拉伯之春的早期动员亦如此。然而，Zeynep Tufekci《推特与催泪瓦斯》（2017）指出，网络动员增长快却组织薄弱，易被平台算法与监控反噬。因而，线上声量应与线下结构配套，才能让“不断抗议”变为可承受的日常实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