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每分每秒成为动员

创建于：2025年8月30日

每一刻都是组织动员的机会，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活动人士，每一分钟都是改变世界的契机。——多洛雷斯·韦尔塔

从机会到习惯

首先，这句话把“动员”从大型集会与罕见时刻，转为一种可日用而不觉的习惯。只要有人、时间、空间，就有组织的契机。把机遇视作可再生资源，会养成即刻回应与持续耕耘的肌肉记忆；而这种节律恰好为下一刻的动员蓄势，从而引出“人人皆可”的命题。

顺着这个视角，个体不再是被动受众，而是尚未点亮的节点。阿尔伯特·班杜拉的“集体效能感”(1997)表明：当人们相信“我们能”，参与率与坚持度都会陡增。一次邻里会议中把旁观者变为召集人，就是把潜能转化为角色的瞬间，也为历史案例铺路。

历史提供了鲜活注脚。多洛雷斯·韦尔塔与塞撒·查韦斯领导的联合农场工人运动，将1965年的德拉诺葡萄罢工扩为全国抵制，让消费者与农工在同一链条行动。她在1972年提出“Sí, se puede”，把信念压缩成可传唱的口号，令分散的分钟汇聚为持久的压力。

进一步说，时间的颗粒度决定动员的速度。卡尔·韦克的“微小胜利”(1984)强调用可完成的小步推动大目标：一通电话、一张名单、一轮复盘，都在分分秒秒积累势能。与其等待完美时机，不如把每一分钟变成流程的一环，再衔接到网络扩散。

与此同时，网络如何放大这些微动作？格兰诺维特的“弱联系强度”(1973)指出，松散关系最有利于信息外溢。社交平台与即时通讯让微型召集跨圈层跃迁；但正如Zeynep Tufekci《Twitter and Tear Gas》(2017)所示，快速扩张须配以能力建设，才能承受冲击。

接着，动员要穿透理性壁垒，还需情感与叙事。马歇尔·甘茨在《弱者何以制胜》(2009)提出“自我—我们—当下”的公共叙事框架，把价值、共同体与紧迫性压缩进一个时刻。一个真实故事往往比数据更能点燃下一位“潜在活动人士”。

此外，若每个人都是关键，那么“谁被看见”尤为重要。金伯利·克伦肖的“交叉性”(1989)提醒我们，身份的交叠会造成被排除的缝隙。韦尔塔长期倡议移民、女性与LGBTQ权利，显示包容性并非装饰，而是动员的生产力，亦把人流导向制度变革。

最后，瞬间的激情需要制度的容器。把临时角色沉淀为培训、日程与交接，把口号落为合约与政策，正如UFW最终以集体谈判锁定收益。如此，才算把每一刻的火花，连成可持续的电路，使“每一分钟都是改变世界的契机”不止于宣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