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除“不能”，为可能性腾出空间。— 保罗·科埃略
语言设限与解限
首先，这句箴言把注意力对准语言本身：一句“不能”，往往不是事实判断，而是把注意力从可能性上移开的标签。当我们给体验贴上“不能”，心理安全感上升，却也在认知上缩小了探索半径。正如卡尼曼与特维斯基提出的框架效应（1981），措辞改变会改变选择——把“不行”重述为“还有哪些路径”，就等于把门从“关”转为“半掩”。
成长型思维的支点
顺着语言的线索，成长型思维提供了可操作的支点。心理学家卡罗尔·德韦克在《终身成长》（Mindset，2006）指出，把“不能”改为“还不能”，会把失败从身份威胁转为进度信号。由此，注意力从能力的定论，转向策略、时间与努力的变量。一个学生在数学习题前说“我还不能解”，下一句常变成“那我先从已知条件下手”，行动随之启动。
文学与信念的回响
随后，从心理学转入叙事，科埃略的《炼金术士》（1988）就演示了这种转向。牧羊少年的每次前行，都以“我做不到”的摇摆开始，却在“征兆”与练习中被改写为下一步可行尝试。故事提醒我们：可能性并非一次性胜利，而是把道路拆成可测试的片段；当“不能”被清理，命运感也就从虚无化为路线图。
危机中的“能做什么”实践
再看现实世界的高压场景，阿波罗13号危机提供了经典模板。1970年的任务中，地面团队没有停在“器材不匹配，无法脱险”，而是改问“我们手头能用什么”，最终用飞船现有物资拼出二氧化碳过滤器（NASA Mission Report, 1970）。这一转问把约束变成设计边界，证明“清除不能”并非盲目乐观，而是严谨的提问工程。
让可能落地的方法
与此同时，让可能落地需要方法。你可以先“重述问题”，把“我不能演讲”改为“我能否先在三人会议练习五分钟”。接着做“最小可行实验”，设定成本极低的下一步，并在24小时内完成。最后用认知重构（Beck，1979）记录证据：哪一步被证实、哪一步需调整。设计思维的“How might we”句式与BJ Fogg的微习惯（2019）都强调：小而可重复，才能扩大可能。
乐观的边界与共同体
最后，也要承认乐观的边界：有些“不能”源于结构性障碍，如资源不均、政策限制或不安全环境。此时，“清除不能”意味着区分可控与不可控，并把个人行动与系统倡议连接起来——寻求盟友、建立支援网络、争取制度改动。当个体策略与集体治理并行，可能性不再只是个人气魄，而是被共同体托举的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