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破等待的常态；制造紧迫感，并称之为进步。— 詹姆斯·鲍德温
破常与命名
这句话把“等待”的社会常态与“紧迫感”的政治修辞并置，指出一条隐秘路径：先打断耐心，再把加速命名为进步。由此，“进步”不再是结果，而是被制造出来的感觉。正因如此，我们需要先分辨谁在命名、为何命名，才能转向下一个问题：这种紧迫究竟服务于谁。
鲍德温的语境
放回詹姆斯·鲍德温的历史语境，双重含义才清晰：一方面，他在《下一次将是烈火》(1963)反复驳斥“再等等”的道德拖延，主张正义的紧迫性；另一方面，他在《无名街上的人》(1972)也揭露制度如何用“危机”话语巩固秩序。换言之，解放需要紧迫，统治也会借紧迫自我正当化——矛盾恰在此处。
速度与现代性
顺着这条线索，现代性把速度升格为美德。Paul Virilio在《速度与政治》(1977)指出，统治与动员往往依赖“更快”的想象；科技领域的口号“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”更把破坏包装成创新。问题在于，当速度本身成为目标，手段便取代了目的，紧迫感遂从工具变成意识形态。
危机与市场
进一步看，Naomi Klein在《休克主义》(2007)展示了“灾难资本主义”如何以危机之名推动难以在常态下通过的政策。由此，制造紧迫感可以成为权力的捷径。然而，真实的紧迫也存在：气候变迁与公共卫生需要迅速行动。关键不是否认速度，而是区分“证据驱动的急迫”与“叙事驱动的急迫”。
组织与心理
在组织层面，“永续紧迫”往往带来短视与耗竭。倦怠研究者Christina Maslach指出，长期高压叠加控制感缺失会迅速侵蚀投入与信任。于是，团队开始追逐指标而忽略影响，修复成本被推向未来。也因此，我们需要把速度放回节律：快有其时，慢亦有其义。
衡量真正进步
因此，真正的进步应当以责任与公平校准紧迫：是否以最脆弱者的受益为准绳？是否具备可逆性与可问责性？是否以证据而非恐慌驱动？气候政策中的“公正转型”正是如此提醒：加速可以，但不能越过被影响者的同意与能力边界。这样，紧迫才不至沦为话术，而能转化为可持续的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