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什么比榜样更有感染力; 而我们所做的任何大善或大恶，都会生出其同类. — 弗朗索瓦·德·拉罗什富科
从一句箴言理解“传染”
拉罗什富科提醒我们：人并非首先被说服，而是先被示范所吸引。所谓“传染”，并非神秘力量，而是行为为他人提供了可见的路径与许可——看见，即可能成为。于是，我们做下的每一件“大善”或“大恶”，都像在社会水面投石，涟漪会自我复制，直至抵达岸边的每一个人。 正因如此，道德影响不是孤立的时刻，而是扩散的过程。当善行成为默认样本，犹疑者便得到理由；当恶行被公开纵容，底线也会悄然下移。要理解这一轨迹，下一步便需走进心理学的模仿机制。
心理学：我们为何学样
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，人主要通过观察与模仿来习得行为；“波波玩偶实验”(Bandura, 1961) 显示，观看成人施暴的儿童更可能复制同样的攻击。与此同时，Rizzolatti 等人提出的“镜像神经元”(1996) 为情绪与动作的同感提供了生理线索。而 Asch(1951) 的从众实验进一步揭示：多数人的示范会重塑个体判断，即便明知不合理。 由此可见，榜样是“可执行的脚本”，降低了行动的不确定性与心理成本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更能看见现实中善意如何被滚雪球般放大。
善的滚雪球：历史与公共生活
正面示范往往以“一个可复制的动作”开启巨变。甘地的食盐进军(1930) 将抗争简化为可参与的行走，使非暴力抵抗成为全民可仿的姿势；同理，罗莎·帕克斯在公交车上的拒绝(1955) 提供了清晰的道德模板，进而引发蒙哥马利抵制运动。此类例子说明：当善被具体化、可模仿，它便具有扩散力。 并且，群体中的第一个行动者，会降低后来者的“出场成本”。正如 Cialdini 对规范性信息的研究(2003) 所示，突显“多数人在做的善”，能显著提升个体参与的概率。接下来，我们也必须审视另一面：恶的复制往往更快。
恶的繁殖：示范、许可与下限坍塌
Milgram(1963) 的服从实验与 Zimbardo(1971) 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：当权威或环境释放“可以如此”的信号时，越界行为会迅速被复制。Wilson 与 Kelling 的“破窗理论”(1982) 亦指出，小型失序若被放任，便向公众发出“违规可被容忍”的默许，诱发更多同类行为。 在网络空间，这种复制更为加速。Cheng 等(2017, WWW) 发现，平台中的少量恶语与低成本互动会触发辱骂的级联扩散。由此，问题不只是谁先做了恶，更在于环境是否把这种恶变成了“可学习、可转发、可被默认”的样本。
社交网络中的“可复制性工程”
社交联系像管道，决定哪种行为更容易被看见与模仿。Christakis 与 Fowler(2009) 展示了健康、情绪乃至合作的“网络传染”效应；而 Leskovec、Adamic、Huberman(2007) 对信息级联的描绘表明，一旦触发阈值被越过，扩散会自我加速。 因此，治理不等于简单删除，而是“唱高线索”：提高良善样本的可见度、可模仿度与回报率，同时增加恶的摩擦、延时与反示范。如此，平台就能把注意力与模仿冲动导向更具公共价值的方向。接着，让我们把镜头拉近至组织与领导者。
领导与制度：上行示范的放大器
组织中，“上行示范”最能塑形。Gino、Ayal、Ariely(2013) 发现，不道德行为会在团队内传染，而“来自内群体的违规”尤其具有示范力；公司治理中的“基调来自高层”亦反复被验证。Cialdini 的酒店节水实验(2005) 显示，描述“同房客多数选择重用毛巾”的信息，比抽象道德劝告更有效。 这意味着：制度不是替代榜样，而是放大榜样。透明的奖惩、可见的表率、被认可的英雄叙事，会让善行成为组织的“默认脚本”。
以善制恶：让正确之举更易复制
若善恶皆会自繁，我们的任务便是设计“善的复制链”。Thaler 与 Sunstein《助推》(2008) 提倡通过默认选项、即时反馈与承诺装置，降低善行门槛；Darley 与 Latané(1968) 的旁观者效应研究则提示：明确的角色分配与事前承诺，能将沉默围观者转化为第一响应人。 归根到底，最具感染力的，仍是可被看见、被模仿、被回报的好例子。当我们把善行做得具体、可学、可传时，它就会像光线一样，沿着人群的边界不断反射，直至将阴影稀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