适应，或者灭亡——如今一如既往，这是大自然不容抗拒的铁律。——H·G·威尔斯
自然史的底层逻辑
威尔斯的断言点明了自然史的一条底层逻辑：不适应者终将被淘汰。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(1859)以自然选择解释物种变迁，而斯宾塞提出“适者生存”(1864)概括其要义。两者共同指向同一事实：环境改变时，延续生命的不是力量或美貌，而是能迅速调节行为与形态的能力。由此，我们从宏观原理转向可检验的证据。
实证案例的铁证
例如，工业革命后煤烟让树皮变暗，英国的桦尺蛾由浅色转为深色显著增多；Kettlewell 在20世纪50年代的野外实验记录了这种选择压力的方向性变化。同样，抗生素使用推动细菌演化出耐药株，世卫组织(2014)称其为“后抗生素时代”的信号。这些案例展示：适应是一场持续的军备竞赛，落后即覆没，而这一点在文化叙事中亦有回响。
文学反讽的回声
有趣的是，威尔斯在《世界之战》(1898)以反讽方式再述此律：并非人类武器，而是地球细菌击败了火星入侵者。入侵者技术超凡，却缺乏对地球微生境的免疫适配，终致灭亡。文学因此成为科学洞见的回声，提醒我们：优势若不能转化为在地适应，终将失去意义。顺着这一线索，视角可进一步扩展至组织层面。
组织适应的抉择
将视野转向社会系统，组织亦在适应与僵化间分岔。柯达因路径依赖错失数码转型，而奈飞在2007年押注流媒体则重塑业态；克里斯坦森《创新者的窘境》(1997)揭示老牌优势如何反成转型枷锁。因此，适应不只是技术决策，更是激励、结构与文化的协同再设计。由组织的进退，我们再看人类对环境冲击的系统应对。
气候风险的系统应对
在更宏观的环境层面，气候变迁迫使城市与国家“顺势而治”。荷兰“让河流腾出空间”(2006–2015)通过退田还滩与分洪，减少洪灾并恢复生态；沿海社区的“有序撤离”和海绵城市实践，亦是把脆弱暴露面转化为韧性资产的尝试。换言之，智慧的适应在于改变系统边界，而非一味加高堤坝。最终，这条铁律也回落到每个个体身上。
个体适应的边界与方法
回到个体，适应力是一种可训练的心智与习惯。德韦克《终身成长》(2006)表明成长型思维能促使人把失败转化为反馈；塔勒布《反脆弱》(2012)进一步主张从波动中获益。然而，适应并非无原则的随波逐流：有效的调整以核心价值为锚，以学习迭代为路径，在变局中保持方向感。如此，威尔斯的警句才从警醒化为可践行的生存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