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每一个“我做不到”都变成一个关于你如何能做到的问题——卡尔·萨根
从否定到探问
首先，“我做不到”是一种终点式判断，它冻结注意力与行动；而“我如何能做到？”是一种起点式问题，会启动搜索、假设与尝试。萨根的提醒并非粉饰困难，而是教我们把挫败的能量转化为探究的方向：与其堵在否定句里，不如迁移到问题空间中。语言是思维的工具，当措辞改变，心智会重新扫描资源、路径与合作可能，这一步往往就是突破的开端。
萨根的科学气质
随后，这种语言的转向，正是萨根的科学气质。于《宇宙》（Cosmos, 1980）与《魔鬼出没的世界》（1995）中，他反复示范：把“不可知”改写成“可询问”。“旅行者”金唱片计划（1977）便源于一个好问题——怎样让陌生文明理解地球？从符号、声音到地图，团队把不可能的沟通拆成可验证的选择。由此可见，科学的勇气不是盲信能行，而是持续提出可检验的“如何”。
苏格拉底式追问
继而，哲学传统早已为此提供弓弦。苏格拉底式对话在柏拉图《美诺篇》（约公元前380年）中展示：通过层层追问，把“不会”拆解为可回答的局部，例如先界定概念、再给反例、再修正定义。以问领思，使心智从自证式的失败感，转向可商量的步骤感。这一古老的技艺，与萨根的科学精神在方法上互为印证。
成长型思维的证据
更进一步，心理学揭示了提问所激活的内在机制。Dweck《心态》（2006）指出，成长型思维把能力视为可塑，从而让人更愿意寻路；Bandura 的自我效能研究（1977）表明，认为“我能找到办法”的人，更可能坚持并优化策略；Weiner 的归因理论提示：把失败归因为策略与努力，而非天赋，能提升后续表现。因此，把“做不到”改写为“怎样做到”，既是语言技法，也是动机工程。
把大问题拆成步骤
同时，工具箱也给出可操作框架。Polya《怎样解题》（1945）提出四步：理解、计划、执行、回顾；而“改善”（Kaizen；今井正明，1986）主张以微小迭代逼近目标。把宏大挑战拆为最小可行步骤，例如先验证关键假设，再扩大投入，就能在不确定中稳步推进。由此，问题不再压垮我们，而是成为设计实验的素材。
实践中的小案例
最后，让我们把它落到日常。假如你惧怕公开演讲，与其说“我做不到”，不妨问：怎样在三分钟内讲清一个故事？怎样用一张图说明核心？怎样在两位同事面前先练一次？当问题具体、带有时间与资源约束，答案就会从同伴反馈、录音自评到结构模板中浮现。如此循环，你会发现，能力并非一跃而上，而是被一连串“如何”悄然搭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