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并非圣人，除非你认为圣人是一个不停努力的罪人。”——纳尔逊·曼德拉
谦逊中的悖论
从这句话出发，曼德拉把“圣人”从完美的高台请回人间：若无穷尽的自我纠正与再尝试，德性就会僵化为偶像。圣洁不是无瑕，而是方向性——承认自身的限度，却仍向善前行。由此，所谓“罪人”不再是被定格的身份，而是一段可被重写的过程。落到现实，曼德拉一生的选择正是注脚。
苦难磨出的行动伦理
首先是在罗本岛的二十七年里，他在石灰矿劳作之余学习南非荷兰语，只为理解对手的语言与思维（《漫漫自由路》, 1994）。这种自我锻造，使“抵抗”与“理解”并行，使原则不流于仇恨。正因如此，出狱后的他把坚持从个人品格扩展为社会方法，准备承接更艰难的和解工程。
宽恕并非遗忘，而是建设
继而，在执政与转型正义中，他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平台，由德斯蒙德·图图主持，强调揭露伤害与修复关系并重（图图《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》, 1999）。1995年他身着“春天羚羊”球衣为世界杯橄榄球队加油，以象征跨越隔阂的公共姿态。由治理实践回望思想史，这一定义并非凭空而来。
圣人与罪人的历史回声
同时，古典与宗教传统早有回声。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(c. 400)中以反复跌宕的自白说明成圣是一个被恩典不断校正的过程；马丁·路德则提出“同时为义人亦为罪人”(c. 1520)，把道德身份理解为动态张力。这些线索与曼德拉的表述汇流：尊严来自持续的挣扎，而非无瑕的起点。
心理学的证据与方法
进一步，现代心理学提供操作性证据。Dweck的“成长型心态”显示把失败视为信息能提升复原力（《终身成长》, 2006）；Duckworth的“坚毅”表明长期目标与刻意练习的叠加决定成就（《坚毅》, 2016）。与此同时，Neff关于自我怜悯的研究提醒：宽容自我方能维持长期努力（Self-Compassion, 2011）。
公共生活的操作化
最后，若把这句话化为制度语言，关键在于给“再尝试”留出结构性空间：如以修复式司法替代部分报复性惩罚、为公务与企业建立容错与追责并行的机制、推动“第二次雇佣机会”的劳工政策、以及保护揭弊者的安全阀。如此，个人的持续用力与公共的宽阔轨道相扣，圣人与罪人的距离才被真正缩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