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无法成为你看不见的那种人。——莎莉·赖德
从“看见”开始的可能
从莎莉·赖德在1983年作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回望（NASA, 1983），她的引言道出一个朴素而锋利的事实：可见性是想象力的火种。当孩子们看见与自己相似的人抵达某个高度，“那条路存在”的信号便被点亮。顺着这一思想，赖德创办了“Sally Ride Science”（2001），致力于让更多女孩看见科学家的模样，这正是把一句格言转化为持续的教育实践。
榜样效应与自我效能
承接上文，社会认知理论指出，个体通过观察他人来学习，并据此校准对自身能力的判断（Bandura, 1977; 1986）。当我们看见与自身性别、出身或口音相近的人成功时，主观“可达性”被上调，行动阈值随之下降；反之，集体失明会把可能性塑成不可能。因而，赖德的句子不仅是口号，更是关于信念形成与行为启动的经验法则。
数据与实验的验证
这种作用并非停留在直觉。印度村级女性领导人配额的政策实验显示，女孩在看见女性村长后，提高了教育年限与职业抱负（Beaman, Duflo, Pande, Topalova, Science 2012）。在大学课堂，女学生接触到优秀的女性理工科教师，其成绩与继续修读概率显著上升（Carrell, Page, West, QJE 2010）。由此可见，被看见的榜样能改变行为轨迹，而非仅改变口号。
可见性的文化与本土语境
进一步看，文化叙事也在扩展“能成为谁”的视野。Margot Lee Shetterly 的《隐藏人物》（2016）与同名电影将曾被忽略的黑人女数学家带回公共记忆，重塑了谁能做“太空计算”的想象。同样地，刘洋在2012年执行神舟九号任务，成为中国首位女航天员（新华社，2012），使“航天员可以是她”的画面进入中文媒体与课堂，进而影响社团选择与课程志向。
超越象征：从“看见”到“成就”
然而，仅有“看见”并不足够。若环境线索仍在暗示“你不属于这里”，象征性代表会被稀释为孤岛（Murphy, Steele, Gross, PNAS 2007）。因此，真正的路径是把可见性与结构机会叠加：持续的导师制度、透明的评估标准、反对“唯一榜样”的媒体叙事，以及稳定的资源与政策支持。如此，孩子先看见可能，继而敢于尝试，最终也能被别人看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