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并不希望女性拥有对男性的权力；而是拥有对自己的权力。 — 玛丽·沃斯通克拉夫特
语句的锋芒与转向
这句名言将焦点从“谁支配谁”的旧问题转向“如何主宰自我”的新命题。她拒绝以权力的零和逻辑来定义两性关系，而是倡导女性获得对思想、情感与选择的自我管理能力。由此，权力不再是压在他人身上的重量，而是向内生长的力量。正因为如此，论题从竞争转化为修养：女性的自由并不以男性的受制为代价，而以个体的自我塑造为根基。
启蒙语境下的革命性主张
顺着这一转向，沃斯通克拉夫特把启蒙的“理性”赠与女性。《为女权辩护》(1792)明确提出，若启蒙真属普遍，则女性亦应分享理性教育与公民德性。她同时批评卢梭在《爱弥儿》(1762)中将女性定位为取悦与依附的存在，指出这种设定会把人当作手段而非目的。由是观之，她把女权奠基在启蒙的普遍主义上：不是以性别互换统治，而是以理性保障每个主体的道德与公民地位。
教育与理性：通往自持之路
继而，她把“对自己的权力”具体化为教育与判断力的养成。《为女权辩护》(1792)强调，通过严肃的知识训练，女性不仅能胜任公共职责，也能在私人生活中形成独立判断——“扩展心智，方能坚强”。教育在此不只是技能获取，更是自律与自尊的学校：当思考能力成为习惯，自我约束与自我规划便取代外在监护。于是，女性的自由不再倚靠恩赐，而来自可被普及的制度化机会。
经济与法律：自立的制度支点
紧接着，内在能力需要外在支点方能稳固。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主张后来在制度层面得到回响：如英国《已婚妇女财产法》(1870、1882)逐步承认女性的财产与契约权，美国的《塞尼卡瀑布宣言》(1848)亦呼吁以公民权修复不平等。历史表明，教育赋能与法制保障相互成全：前者培育能力，后者提供舞台。只有当收入、继承与身体自主受到法律护持，自我权力才不会在现实中被侵蚀。
亲密关系中的“权力”重写
由公共走向私人，她的洞见也重写了亲密关系的语法。她反对一方依附、另一方支配的“权力之上”，而提倡基于尊重与理性的“权力之内”。这一点与bell hooks在《从边缘到中心》(1984)中对爱的论述相呼应：健康的亲密关系以相互成长为目标，而非控制。于是，伴侣关系被理解为共学与共治的联盟——彼此的自由不相抵触，反而成为共同繁荣的条件。
当代回响：交叉性与身体自主
最后，今天的议题让她的命题更具层次。Kimberlé Crenshaw提出的“交叉性”(1989)提醒我们：阶级、种族、性取向与残障等轴线交织，决定了女性能否真实拥有“对自己的权力”。同时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5强调教育、卫生与劳动保障的系统性推进。因而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愿景在当代扩展为一张结构性路线图：只有在制度拆障与文化更新并行之下，自主才不只是口号，而是可被每个人抵达的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