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造你生活所需的语言；然后每天都说它。— Adrienne Rich
语言的边界与可能
首先，Rich的句子把“语言”从工具提升为生存方法：当我们缺乏表达，生活中的经验便难以被看见。维特根斯坦在《逻辑哲学论》(1922)提出“我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世界的界限”，而萨丕尔—沃尔夫假说亦指出语言会影响思维与知觉（Whorf, 1956）。由此可见，创造“所需的语言”不是矫饰，而是开辟经验之地形图。
命名即权力的再观看
继而，命名是权力的开始。Adrienne Rich在“When We Dead Awaken: Writing as Re-Vision”(1971)倡议以新语言重写自我与历史；在《Of Woman Born》(1976)与《A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》(1978)中，她把私人经验转化为公共话语。与之呼应，Audre Lorde在“The Master’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’s House”(1979)警示：旧话语难以拆解旧结构。因而，自造语言是自我授权的第一步。
每日言说的实践结构
与此同时，“每天都说它”指向实践论。J. L. Austin在“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”(1962)说明言说能做事：宣告、承诺、赋权皆由话语施行。为使新词活起来，可将其嵌入日常微仪式：记录自我称谓、明确代词与界限、进行团队开场的情绪点检。行为科学亦提示微小而持续更易固化（BJ Fogg, Tiny Habits, 2019）。语言因复现而坚固，信念因可说而可行。
修辞的修复与去伤害
进一步，创造语言也意味着修复语言。许多沿袭的表述会无意中伤人，例如以人称优先的表达能避免把人等同于症状：用“有抑郁经历的人”替换“抑郁者”，用“轮椅使用者”替代“残废”。Lorde在“Poetry Is Not a Luxury”(1977)指出诗与命名是生存工具，而非奢侈。通过改写手册、重订称谓与隐喻，我们把同理植入语法，从而把修辞变为修复。
数字语境中的新方言
同时，网络让新语言迅速集结为行动。#MeToo(2017)把零散经历汇入公共叙事，标签与表情成为跨地域的“口头禅”，让看不见的伤口获得坐标。产品与团队层面，领域驱动设计提出“通用语言”(Eric Evans, 2003)，以共同词汇统一认知与决策。当我们为流程与价值命名时，也在为文化设计默认选项。
从个人到共同体的延展
最后，个体的新语言需要回响于群体。Freire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(1970)把“命名世界”的对话视为解放实践；Rich在《A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》(1978)则描绘一种可共享的词表，使孤立的体验彼此可译。因而，坚持每日言说，不只是自我确认，更是召集。当我们的词汇被他人接力，语言便由私语转为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