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故事被付诸行动时，它们会改变世界。 — 奇努阿·阿契贝
从叙事到实践的桥梁
阿契贝把故事视为行动的引擎：只有当情节走出纸面，化作选择、制度与关系，它们才真正“改变世界”。因此，叙事并非装饰，而是组织现实的框架；我们如何讲述，决定我们敢做什么。顺着这一点，我们先看他如何以小说对抗帝国叙事。
去殖民的反叙事
《事情崩解》(1958)以伊博人的视角改写非洲形象，纠正殖民话语的单一镜头。随之，读者与政策者开始承认地方主体性；阿迪契耶《单一故事的危险》(TED, 2009)延展此线索，提示“多声部”会转化为课堂与媒体的改革。由文学转向公共制度，故事继续发挥效力。
证词故事与转型正义
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收集证词（1996–1998），大主教图图强调“讲述使创伤可见”，随后促成特赦、赔偿与纪念实践。这里，个人叙事被制度化，推动法律与仪式变迁。沿着这种“证词—政策”路径，健康传播也借故事改写行为。
娱乐—教育与公共健康
“娱乐—教育”把情节嵌入大众媒体，如南非《Soul City》用剧集推动避孕套使用；Singhal 与 Rogers《娱乐—教育》(1999)记录其显著行为改变。类似地，尼日利亚在小儿麻痹症宣传中引入社区故事，缓解不信任，提升接种率。接下来，数字平台把故事的动员半径进一步放大。
数字叙事与社会动员
#MeToo由Tarana Burke(2006)的倡议，在2017年社媒叙事爆发后促成企业守则与法律修订；阿拉伯之春(2011)亦显示标签与影像如何召集人群。然而，既然故事能点火，它也可能煽动。于是我们必须讨论伦理护栏。
行动化叙事的伦理护栏
卢旺达“千丘自由电台”在1994年以仇恨叙事煽动屠杀（ICTR判决，2003），提醒我们故事若被付诸恶行，同样改变世界。因此，负责任的叙事需核查事实、纳入受众共创，并对后果负责。唯有如此，行动才不负故事，也不负世界。